我上个月应邀在YOCSEF论坛上做过一次《反思互联网和信息安全技术》的报告，所以收到了这次关于“从‘汉芯’事件反省中国专家体系暨专家道德规范承诺书签署仪式”活动的邀请。
YOCSEF是个民间组织，靠会员的会费（200元/年）组织活动，我喜欢参加这种需要自己交钱而不是挣钱的活动，所以我已经申请了成为YOCSEF的会员。
今天活动的内容我不想多说了，也许很快就会在YOCSEF网站上刊登(参见YOCSEF网站)，也许会见诸媒体，因为今天到会的有不少媒体的记者。我不是演讲人，对这个话题也没有准备，我只是对现场演讲人的一些观点提出我不同的看法。按照主持人的要求，每次发言不得超过三分钟（以便给更多的人以发言的机会）。由于时间限制，会上我只说了要点，以下是根据我当时的即席发言补充整理而成。
对第一个报告人蒋劲松博士的观点，我绝大多数是赞同的。科学家从来也不是诚信的楷模、道德的典范，比如牛顿和爱因斯坦。我们今天讨论的很多科学问题实际上是工程、技术问题，和经济、商业紧密联系，科学家也有人性的弱点，不能靠道德而是要靠制度来约束。
对于蒋博士“人治”和“法制”的观点，我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。蒋博士最初的观点大概是，“法制”不一定比“人治”更好，提到了陈寅恪的例子。据蒋博士说，陈寅恪进入清华，是因为梁启超的推荐，按照我们现在人才引进的制度或标准（发了多少论文、承担过多少重大科研项目），陈先生根本进不来，但是梁启超个人可以为陈寅恪的学术水平担保。而现在，我们现在引进人才有了制度的约束，却没有人负责了，比如清华的刘辉事件。
我的观点是，现在出了问题没有人负责，不是“法制”的错，而是“法制”或者制度没有健全的缘故。“法制”不是不要个人负责，也不是笼统的要一群人负责，而是通过制度的手段，明确每个人应该承担的责任。现在的问题仍然是“人治”的恶果，或者有制度得不到执行，仍然是“法制”的问题。
蒋博士也解释说，他在这里用“法制”和“人治”这两个词好像不太合适。
所有演讲者的报告之后是自由讨论时间，在一位女士发言之后，我总算抢到了第二次发言的机会。那位女士大概的意思是我们应该考虑改进制度，而不是批评专家个人。
我认为必须批评个人，要个人出面负责。我的发言向来是单刀直入，我的批评也是指名道姓的。
我们都知道制度有问题，但是现在的制度是谁制定的？不是所有科研人员吧？对于制定制度的一小部分人，我们当然应该提出批评，否则批评一个空洞的制度，谁来为制度负责、谁来改进制度？方舟子打假打得都是个案，但是我们不能低估这项工作的功绩。“汉芯”造假这件事，到现在没有人出面承担责任；我们如果坚持追究到底，让个人出面承担责任，这个制度才会逐步完善。
否则，哪一件事不是个案、哪一个人不是个人？我们期待什么时候、由谁来解决制度的问题？
我的第一个批评意见提给杜子德秘书长（尽管杜先生是我非常佩服的知识分子）。自由发言一开始您提到我们的讨论没有禁区，我举双手赞成；但是马上又给我们戴上了一个紧箍咒，这不符合陈寅恪先生倡导的“独立精神、自由思想”。当年陈先生要在“不尊奉马列主义、不学习政治”的条件下研究历史，时代进步了这么多年，我今天的这个请求不算过分吧。
我的第二个批评意见（或者说不同意见）给杨玉圣教授。我同意您说的“学政分离、大学独立”，但是如果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中纪委出一纸批文，我觉得是根本行不通的，而且这也跟大学的独立相矛盾。国际歌里唱道，“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，也不靠神仙皇帝”，学术要独立、大学要独立，需要我们学术人去争取，才会有真正的独立，不能靠什么皇上的圣明。
我也不同意您说的，让研究者和学生成为书呆子、学呆子，应该尊重研究者和学生的个人利益和兴趣。应该象《世界人权宣言》里所说的，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发展人的个性，并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，而不是为了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人才，国家的需要，应该只是成为学生的选择之一。只有个人独立了，才有大学的独立，学术才能独立。
我也不同意杨教授关于“当下学术生态恶化”、“学术失范”、“回归”等观点。范老先生回顾了历史上的中科院，认为那时中科院当初的学术规范和道德曾经是很不错的。好像今天的都是“市场经济”惹的祸,人心不古了。
在我看来，中国历史上学术从来就没有规范过，建国以后也是如此，所以根本谈不上什么“恶化”，“回归”也是无从谈起。中国从来也没有形成过一个独立的科学共同体，学术一直是行政的奴婢，科学共同体的道德“失范”，更是何从谈起？
今天汉芯事件能被曝光，并且成为千夫所指，说明我国的学术规范和道德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。说学术“失范”，前提是我们以前有了“范”，可是杜秘书长，你们起草“专家道德规范承诺书”时，有什么过去的规范可供参考吗？
说今天的“权学交易”，应该说也比以前有所进步。以前是“学而优则仕”，权力和学术是一体的，现在至少分开了，所以才会有“交易”。说现在的大学是官僚机构，历史上何尝不是呢？我们的校长是副部级、教授等同于处长，这是什么时候定的？
说今天的学术造假，计划经济时期没有过吗？亩产万斤、针灸做麻醉这些神话，当时的专家都哪里去了？钱学森老先生提倡人体科学、特异功能，后来的气功热、甚至法轮功跟这些都不无关系，那时其他专家的道德规范在哪里？
范老先生提起原子弹，的确不是学术造假，我也不否认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和老专家们的巨大贡献。这是社会主义的优势，集中力量办大事。我们现在也造不出古埃及的金字塔，那是奴隶制的优势。所以，我认为造出原子弹跟当时的学术规范、学术道德没多大关系。
我并不是说，因为历史上这样，就说今天的情况就是应该的，而是反对所谓的“回归”，回归到什么时代？文革时代？还是科举时代？ 我们今天需要的是打破旧的体制，逐渐建立一套全新的体制、新的规范，没有什么可“回归”的。
说到专家个人，我觉得从客观上讲，一般来说，院士这一级的“老专家”应该比我这样的“小专家”更为客观一些，因为他们的地位可以让他们说真话（如果他们愿意的话），他们的道德水准应该更高一些，而我这样层次的“小专家”就有更多顾忌，有很多利害关系需要考虑。
关于业务水平，我觉得老专家的判断未必更专业或更全面。“术业有专攻”，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时间、空间都是有限的，就像范老先生您七十多岁了，您的阅历和经验比我丰富得多，但是我所经历的，您也未必都经历过。我曾写过一个故事叫“故事新编：盲人摸象”，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只是认识到事物的一个方面或者“片面”，但是只有坚持自己“片面”的认识，同时又能够广泛听取其他人的意见，才能逐渐认识到大象的全貌。
作为政府的决策者，应该听取各方面专家的意见，不能只听好听的；我们的媒体，应该能够让各种不同的观点都表达出来，媒体本身没有责任、也没有能力作出判断；而专家本身，需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坚持自己“片面”的认识，为决策者提供参考或支持，而无需为决策的失误负责，除非是专家本身也是决策者。
最后论坛结束时我争取到一个简短发言的机会，最后的几句话：
我像范老一样，也对我们学术界的未来充满信心。市场经济发达了，个人有钱了，自主性大了，个人（也包括专家和科研人员）的人格独立了，我们的科研体制也会逐步健全了。但是这不能靠哪个圣明的皇上的恩赐，这需要我们学术圈里、我们在座的每个人的努力。
会议结束，二十来个人留下来一起吃饭。
我对范老先生的风度还是非常佩服的。尽管我并不同意他的一些观点，而且会上指名道姓的批评了他的老师钱学森先生，老先生在论坛结束时还是表示了对我的认同。他说看到有我这种人，用这么激烈的方式说话，是社会的进步。
吃饭时范老说，生在当代社会是我的幸运；若在他那个年代，我这样的人早就被打成右派了。我也向这位老校友表达了我的敬意，发自内心的尊敬。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还如此关注学术界的发展，拄着拐杖参加今天的论坛，实在难能可贵。
范老先生临走时对我说了四个字：后生可畏。 |
段海新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