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人对大自然的许多现象不理解，于是他们编造了“天”、“神”和“鬼”的概念，并崇拜它们。我们对许多社会问题不理解，于是编造了各种某某“哲学”、“主义”、“思想”等理论，用来指导我们改造社会的一次次“革命”。我们崇拜编造这些理论的人，冠之以“伟大导师”、“大救星”之类的光环。
造神运动不过是“装神弄鬼”，尽管我们自称是无神论者。今天我们把一个个“圣人”、“导师”拉下了神坛，但是仍然迷信着某某主义、某某思想或某某理论。
“伟大导师”列宁教导我们：“没有革命的理论，就没有革命的实践”，可是，他的“革命理论”几乎把半个世界变成了人间地狱，我们却总是不想提及。
在我们这个“君子不器”的国家里，轻视体力劳动、轻视实践和实验的检验，我们崇拜“道可道、非常道”等不可名状的理论，越是看不懂，越觉得高深。反正，信仰和崇拜是不需要问“为什么”的。
看了段建中教授的博文“‘玩物丧志’与‘玩纸丧志’”[1]，想到最近参加的几次研究生选题、答辩会以及一些讨论会，借用陶东风教授“中国文学已进入装神弄鬼时代”[2]一文的标题，谈一谈我对某些科研的看法。
我并不想否定所有的理论研究，但是很多用于指导实践的所谓的“理论”，有时是在故弄玄虚，就象装神弄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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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我们的实践，真的必须由“理论”来指导吗？
我们搞工程技术研究的许多学生，总要给自己的研究套上某某理论的光环，好像没有数学公式、数学模型就很不上档次。我并不想否定数学或理论的意义，但是有些理论实在是牵强附会，本来很简单的一点道理，非要用一堆普通人看不懂的符号描述一番，其实没有解决任何问题。
即便总结出一些“事后诸葛亮”式的、似是而非的所谓的理论（比如所谓的“六度分离”或“小世界”模型），也不见得对实践有多大的指导意义。我并非要否定纯科学领域中的理论研究，只是觉得工程领域的研究不以解决问题为目标，而是从某某理论出发，无的放矢、牵强附会。
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（UCLA）的张立霞教授是互联网体系结构委员会（IAB）委员，曾经到清华做过一次报告。她问在场的学生，如果要你来设计下一代互联网，你怎样考虑。有的学生说要设计成层次结构的，有的说要可扩展的，有的说要设计成更安全的，有的说要考虑互联网的设计思想和设计原则。张教授停下来问，“What’s the problem ?”你们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呢？
的确，我们很多的研究课题并非从实际需求出发，却迷信一些似是而非的原则或理论。我并不是否认前人总结一些成功的经验，但是，需求和技术都在变化和发展，怎能把以前的经验都当成了教条，成了不变的真理？
互联网设计者之一David Clark先生撰文说，在互联网设计之初，没有所谓的设计原则或指导思想[3]。国际标准化组织（ISO）设计了一个开放式系统互联（OSI）的体系结构参考模型，试图用它指导计算机网络和协议的设计。然而，它的命运正如另一位互联网先驱Douglas Comer 先生所说，“OSI七层参考模型表明，由一个专家委员会设计的东西，不会有什么好结果”。[4]
我们研究的理论、模型，能比OSI的参考模型更有指导意义吗？我们真的可以设计一个模型，让世界上的科研人员按照这个模型去开展研究吗？我觉得如果OSI的参考模型是可行的，那么计划经济也是可行的。
我不知道互联网的研究是什么理论指导的，我看到的互联网的协议和标准（如RFC）都是以普通的自然语言描述的，懂英语的人基本上都看得懂。在互联网工程任务组（IETF）开会时，我看到很多人边开会、边写程序，他们是工程师，我认为创造互联网的是他们，他们创造的是 Running code ，而不只是SCI Paper。
做一个工程师，很不上档次吗？只有那些会发SCI论文的教授，才算是做科研吗？我不知道袁隆平院士发过多少SCI论文，我看到的是他曾象农民一样在田里劳动。
能否让我们工程技术领域的研究，是为了解决一个现实世界中的具体问题，而不是为了寻找一件“皇帝的新衣”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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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在体制面前，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吗？
因为人们总是崇拜自己不懂的东西，于是就把自己本来很简单的想法用一种极为复杂的形式描述一番，披上一层“理论”的外衣，于是论文发表了，或许被SCI收录了。
现实的利益就是如此。很多人说：“我知道这是玩虚的。没办法，这是体制问题”。比如：
* 研究生说，没办法，没有SCI文章不能毕业；
* 大学教师说，没办法，没有SCI文章不能评职称；
* 领导说，没办法，这是上层领导制定的规矩，即使不合理也要执行。
多数情况下，个人在体制面前没办法的确是事实。然而，面对一个不合理的体制，人人都不试图去改变它，却是今天我们最大的悲哀。
某些领导说“没办法”时，有时因为自己站在“既得利益者”或者“利益无关者”的角度。反正这些条条杠杠考核不到他们，该有的都有了，为什么要反抗呢？
该怎样做研究，有些领导其实并不见得很清楚；科研成果的分量，领导也不知道如何考核，于是借助别人的评判，整整齐齐的画了一条线，于是这条线就成了考核的指标。于是领导有了一条傻瓜都会用的尺子，再也不需要“伯乐”了。
大学教师和研究生也无需反抗。做一个“Paper Machine”，输入和输出都是论文，未必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，何必辛辛苦苦地做实验、调程序呢？反正，很多学术期刊或学术会议是为了学生毕业、教师评职称而存在的，何不投其所好呢？
总是说“没办法”的我们，是不是就向这个不合理的体制投降了呢？我们真的连反抗的意识都没有了吗？
我并不鼓励学生都像韩寒和纪龙天一样与现有的教育制度彻底决裂，尽管我很欣赏他们。但是，那些科研的管理者比研究者更懂得研究和科研成果吗？如果你们完全按照他们画的框框作为自己的研究目标，会把自己变得平庸的不能再平庸了。
可是，我们需要的是创新，是要和别人不一样。有的学生说，主流的研究都是这么做的，所以我也这么做。在研究中，我们千方百计所追求的，就是与别人不同的方法，以求更好的结果。为什么大家这么做，我也要这么做呢？
每个人本来都是不同的，正是因为不同世界才丰富多彩。正是因为你的与众不同，所以你才更出色。为什么要把所有的学生打造成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？为什么要把自己变得和别人一样呢？
能否在现有体制允许的框架范围内，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工作？等你真正的做出突出的成绩，何必担心现有的体制不承认呢？
我敬仰鲁迅，因为他的硬骨头；我欣赏胡适，因为他的宽容与自由，更因为他妥协与斗争的艺术。
话说起来容易，不过究竟该怎么做，每个人只能摸着石头过河。只是想给研究生提几点建议：
1． 选题范围不要太泛，要解决的问题尽可能明确、具体，不要以把“全人类的共同解放”作为自己的研究目标。
2． 不要脱离实际，总是毫无目的地读论文；
3． 即便是读论文的时候，多一些批判精神，多问一些为什么;
4． 脚踏实地地做一些别人所不屑的体力活。
只是个人的意见而已，不见得正确。如果我也能提出什么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指导，我也是在装神弄鬼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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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许我们的科研并不是为了创新，只是为了那些指标，比如SCI论文、获奖等等。只要能够在现有的体制中掌握足够的资源，或者实现了个人的目标，就算是成功了。至于是否有创新的成果，倒是不必在意了。每个人都屈从于体制，我们看到了中国大量SCI论文，可是离一个创新的大国却很远很远。
人们咒骂特权与专制，其实他们需要的不是平等与民主，只是自己掌握权力、对别人实行专制就行了。所谓的“知识分子”阶层尚且如此，可知我们离一个平等、自由、民主的政治文明究竟还有多远。
面对一个不合理的体制，我知道自己打不过，也不想逃跑，不过决不想投降。我看到一个个真正的勇士勇敢地扛住黑暗的闸门，让更多的光明进来，为了学生的个人自由发展而抗争、呐喊；可是我却无奈的看到，更多人在黑暗中，与他们所编撰的鬼和神一起，快乐地舞蹈……
真是，没有办法！
真的没有办法吗？ |
段海新
